6月14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 坚决防止违法占用耕地、破坏生态和人居环境、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突破红线底线行为,同时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杜绝不顾农业生产实际,拔苗砍树、填坑平塘等“一刀切”行为。 同时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退耕还林预防泥石流,水稻上山终止还青山。 这也标志着,一场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水稻上山”,终于告一段落了。
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
图/新华社 去年10月,朱有勇院士在人民大会堂发言: “水稻上山很受农民欢迎,今年云南推广了50万亩,蒿枝坝村推广了405亩,最高亩产788公斤,最低634公斤,总产28万公斤。蒿枝坝村277人,人均产量超过1000公斤,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们自己手中。” 农科专家说出这样的消息,自然是振奋人心。 要知道,即使在正常的水田里,比较高产的也就是亩产600公斤左右,朱院士居然在山上实现了788公斤的高产,堪称创举。 一时间,多地投入大量资金退林还耕、炸山铺路,修起了水稻梯田。 然而,关于水稻上山,质疑声从未间断。
首先,0.52亩试验田能否推向全国? 朱院士等研发出的“滇禾优615”等新品种,适合种在云南海拔1700米以下、降雨量1200毫米以上雨热资源丰富的山区。 放眼全国,适合这样条件的区域真不多。 2023年《现代农村科技》上一篇名为《滇禾优615杂交水稻旱种技术》的文章,就提到: 滇禾优615杂交水稻旱种一般2周左右出苗,干旱条件下35天左右可长出4片稻叶,期间不宜浇水,培养旱生的强壮根系。4片叶子后每生长1片叶浇1次透水,连续浇3—4次。8片叶后可减少浇水次数,进入拔节期、孕穗灌浆期各需浇1—2次透水,保持土壤湿润饱和。乳熟到腊熟期视天气情况浇2—3次水,保证土壤湿润。 换言之,滇禾优615品种,在整个生长期需要浇水至少10次以上。 在灌溉条件不佳的山上,要满足这个条件,恐怕不太容易做到。
其次,水、肥、光等资源限制 没有种植水稻经历的人,可能不会知道,在水稻生长过程中,水、肥、光应该是最重要的三个条件。 要想让水上山,可比单纯搬运水稻幼苗上山难得多,特别是在水稻的孕穗期,是需要用到大量的水灌溉的。 半山腰的土地多为贫瘠的岩石和植被稀少的地带,土壤肥沃度远不及平原地区。 除了用化学肥料增肥以外,基本上就不具备种植高产水稻的条件。 另外,就是光的因素。 平原地区,大多地块都是可以被光照眷顾到,而山地梯田受角度影响,阴面光照不足,会影响水稻产量。
再次,是否考虑劳动力的成本压力? 水稻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梯田种植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 在半山腰地区,由于地势复杂,机械化作业几乎不可行,必须依赖人工劳作,这无疑会给农民增加巨大的劳动力和成本负担。 在平原地区,都有大量的撂荒地无人来种,山上的梯田,开垦出来之后,又有多少人会去种植,会去维护?
最后,市场需求和商业可行性 能够“上山的水稻”自然是不同于平常的水稻,肯定是有黑科技加持的。 朱院士等研发出的抗旱“滇禾优615”。 这种水稻的口感如何?市场接受度多高?用这种高成本的方式种出的大米,能否卖出高溢价? 我暂时并没有看到,有相关的市场调研。 由此可见,在山上种植旱稻倒也不是不行,只是难度大、费功夫。 所以很多人表示,水稻上山,不过是人民币上山。
源味君也曾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则视频:有好事的网友表示,他们一行三人亲自去云南蒿枝坝实地学习,并没有看到405亩的水稻实验田,连秸秆的影子都没有。 他们问询当地村民,对广受老百姓欢迎的水稻上山项目的看法,村民们的回答是:没有参与,不清楚。 如果连当地的村民都对这个项目不熟悉,不了解,那么,朱院士的那一句“很受农民欢迎”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水稻为什么要上山? 比起水稻上山是否可行,或许我们应该多问一句: “水稻在平原地区长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上山?” 是比平原更高产?是口感风味更佳?还是管理起来更节省人力物力?
答案或许是,专家们看到了类似云南红河山(电视剧)地“云上梯田”的壮丽景观,就产生了某种遐想: 如果能在山区大量开垦梯田,种上水稻,就能够把城市周边的平坦良田,大量地腾出来,做一些其他用途。 当专家们沉浸在“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快感里,一场暴雨,把突击建起来的所谓高质量农田、梯田,冲刷得荡然无存。 如此声势浩大的工程,完全经不起大自然一个小拇指的轻轻一撇。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朱启臻亦曾专门发文警告,称“水稻上山”违背农业规律,破坏生态。
水稻上山,容易导致生态失衡 毁掉山林草地等植被,弹指一挥间就能办成。 当梯田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坡山岗,风吹黄土扬,梯田沙漠化,这样的地,让农民怎么种? 但是想要重新造林,再去恢复和治理生态,却是极其艰难的。 通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弥补。
水稻上山,会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原来的植被破坏了,山上的洪水下泄,谁能抵挡得住? 洪水泥石流填满河道后,必然泛滥。如果冲毁村庄家园,冲毁农用设施,住在山下的农民该怎么办?
事实上,“水稻上山”“水稻旱种”这种模式早已有之,不足以成为朱院士的颠覆性新创举。 早在二战刚结束时,日本为解决大米不足的问题,就开始推行水稻旱种。 日本佐贺县自1949年试行水稻干田直播,关东以南平均亩产560斤,高者达到800斤以上,最高单产达到了1250斤。 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也都采用了水稻旱种技术。
在我国,北京农科院在1973年就开始在大兴进行水稻旱种研究,1979年,北京通州和大兴的水稻旱种分别取得了亩产445公斤和362公斤的成果。 很多南方农村地区,也已经尝试过上山种旱稻,最终因为缺水、产量低等问题而作罢。 如今,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却匆匆上马,不仅浪费人力财力,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破坏。
朱有勇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一辈子都在跟农业打交道,通过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合理搭配,优化时空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收成。” 所谓优化时空配置,水稻上山可以算是朱院士的理念践行作品之一。 我们不怀疑朱院士为“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初衷。 然而,违背农业规律去做事,终于被狠狠上了一课。 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普及实践,问题凸显,被紧急叫停。 只是巨大的损失与代价,谁来背负?
如果要问谁最懂农业? 我的答案是:不是专家不是院士,是土生土长种地的农民。 那么,一项新的农业举措到底适不适合推广,我们不妨先去问问真正在种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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