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外抗疫模式注定不同？世界残酷，我们要硬核以对

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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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东南亚抗疫优等生越南，现在的疫情已经彻底崩溃。

如今他们每日新增确诊病例20万例左右，累计确诊病例已达900多万例，连“躺平大国”美国都将其列为不建议国民前往的“疫情最高风险区”。

而按照越南社会的普遍共识，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仅仅是“冰山一角”。

作为一个广西人，我对这个“邻居”的严重局势有着很直观的感受。中越之间有一条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货运线，现在因为越南方面的火车站凑不齐人上班，接车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整条线路拥堵得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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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越南疫情对广西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偷渡狂潮。现在每天都有人往中国跑，整得跟难民似的，去年一年广西就抓了8000多个偷渡的，今年形势更严峻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冲过来100多人。

遭受东南亚国家偷渡冲击的省份不仅是广西，还有云南，面对严峻的边防局势，边境的村民很早就义务干起了巡防边境的活，至今已经坚持了两年多。

在这场全国范围的抗疫战争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我们既然住在这里，为国家守住南大门就是我们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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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难处，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人口大规模聚集的那几个一线城市，比如说年初的深圳。

谁也想不到，今年开年居然会出现香港向深圳大量偷渡的“盛况”，这对于防疫工作来说几乎就是一次暴击，也让我们这些天天防御越南偷渡的广西老哥见到了大场面。

在这样的冲击下，深圳只得采取最果断的措施，甚至不惜把全体公务员临时“转职”为志愿者派往前线，对整个城市进行全面的迅速的严格管控。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国家体量大，疫情爆发的风险就高，每天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挑战。

但国家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只要疫情没有大范围扩散，我们就有大量富余的力量对疫区进行集中支援。

在广西年初爆发百色疫情的时候，基本上靠广西内部各地力量的集中支援就能把局部疫情摁下去。而当一线大城市爆发疫情的时候，国家可以调动周边省份的力量进行支援，比如说广西就在疫情期间派出队伍对深圳进行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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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家范围的统筹安排除了对疫区进行物资上的补充外，还可以减轻当地基层工作者的压力，避免了局部地区的失控。

目前无论是广西的疫情，还是深圳的疫情，都已经得到控制。这说明无论是在边区还是在核心城市，我国都有能力把疫情控制住。当然前提是我们要直面现实，实事求是并且动作迅速地去进行工作。

如今全球已经开始进入到第五波疫情高 潮，在这场持久战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钱。

抗疫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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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近期之所以出现这么严峻的防疫形势，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非常强。

而奥密克戎的新变体BA.2则更是青出于蓝，其R0值达到9.5，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传10个人。2020年初的早期毒株R0值大概在2.5—3之间，所以现在病毒的传播力度几乎是早期病毒的3—5倍。在3月6日至12日这一周中，美国BA.2感染者占到了其病例人数的四分之一，在过去一个月中每周大约增加一倍。

而目前在大陆爆发的疫情正是BA.2毒株造成的。

传染性越强的传染病，防控起来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而成本一旦高起来，“高强度的防控还划不划算”就会成为大家争议的话题。甚至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在暗示严格防控有害经济。

不过术业有专攻，一个权威的医学专家不一定对经济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也没必要去要求所有人都是全才。

只是如果你要以权威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对公众施加影响的话，那么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至少应该做到慎言，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今天我们就先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严格防控是否划算。注：因为病毒传播力强大，所以防抗强度一旦低于某个阈值就会造成疫情的全面扩散，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所有强度在该阈值以下的防抗策略统称为“躺平”)

首先有一个原理我们要清楚，在经济学思维下，我们讨论一个事情的代价，衡量的不是沉没成本，而是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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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的不是这个选择本身的花费是多少，而是考虑在我们拥有的几个选项里面，谁的成本相对最低，代价相对最小。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凡事皆有代价，经济学思维的实践说白了就是：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国现在“动态清零”的严格防控策略会对疫区的娱乐餐饮旅游之类的实体消费行业造成直接冲击。为防止人员聚集，这些行业要暂停营业，这对于需要持续现金流维持运营的它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也会出现工作不便的情况，但相对来说，其他行业可以找到办法勉强维持运转，比实体消费行业的处境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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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担心高强度抗疫对经济冲击太大的原因。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严格防控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经济代价，而是假设放弃严格防控，经济损失是会变大还是变小?

实体消费行业的特性决定了他们对人群的流动倾向最为敏感，而造成人们不上街的原因除了防疫的要求外，还有疫情本身。

疫情一旦扩散，惜命的国人同样会选择蹲在家里，这种情况下实体消费行业还是会停摆，且在疫情结束前再难恢复。不仅如此，疫情的影响还会向物流、制造业等领域蔓延。

天灾注定会造成经济损失，从这一点上来说，疫情和洪水、地震、台风之类的灾难没有本质区别。

不过只要疫情没有全面扩散，疫区就可能将疫情清零，这些行业也就有恢复正常运营的希望。

谈论“抗疫有害经济”的专家往往会忽略一个现实：

在实施“动态清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的实体消费行业都是正常运营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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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上对人们触动很大的实体消费行业其实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冰山一角。比如说中国整个电影行业一年的总票房是600多亿人民币，而宝钢一家钢铁厂的年销售收入是3000多亿人民币，一个行业的体量仅仅是一个工厂的五分之一。

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制造业，当然我并不是说体量小的行业就不重要，但客观现实就是在中国，消费领域的繁荣是制造业繁荣的结果。

如果说包括实体消费行业在内的整个消费行业是一棵大树上的果实，那么制造业就是这颗大树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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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制造业停摆，则消费行业必将无以为继;反之只要制造业能正常运转，对于消费行业来说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有着全球最庞大的产业集群，最繁忙的基础设施和高度聚集的居民生活系统，这里环环相扣，高效且脆弱，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只有把疫情阻挡在街上，才不会让其蔓延到厂里。

这两年在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因疫情扩散而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全球占比趁势创造了历史新高。当然还有人会发出疑问，疫情扩散真的会导致制造业停摆吗?大家为啥就不能带病上班呢?

这就涉及到疫情扩散会带来什么后果的问题了。

疫情除了会直接造成大量病患因为病倒、残疾、害怕染病、需要照顾家人等原因而无法上班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冲击社会稳定。

对于制造业这种需要大量人员进行长期深度协作的行业来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能够正常运营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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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冠疫情到底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这又和具体每个国家的国民共识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中美两国就代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共识倾向。社会的平衡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但他们的社会的运行依然平稳(虽然也有一些小的动荡)，这是否能够证明疫情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不大呢?

美国社会能够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运转，除了因为美国本身有着全球顶尖的经济实力和医疗资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在观念上并不是特别依赖政府。

因为美国是一个从自治的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国家，他们当年在登上新大陆前就已经签好了自治协议(五月花公约)，这个国家打娘胎里就有自治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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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政府更像是一个物业公司，美国人不希望也不认为政府需要去负太多的责任。

于是他们虽然选择躺平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们自己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也不怎么抱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动荡。

但是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长时间，同时这片土地上还一直发生着大量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先人们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族长之类的领头人的带领下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些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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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

在多次协同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国家结构也逐渐被孕育出来。

可以说我们就是一个抗灾抗出来的民族，中国人在骨子里就非常强调政府对抵抗天灾的责任，我们的很多观念和行为逻辑也都是为抗灾准备的，

实际上只要我们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救灾和赈灾基本上就是中华文明历代政府的日常工作。有祖先的榜样在，后辈就会以此为标杆，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老百姓就会给你一个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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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灾难时的逻辑截然不同。

就疫情这个天灾来说，美国人的逻辑是如果因为抗疫行动造成了我的损失，锅是政府的;但如果政府不作为，因为疫情造成了我的损失，那锅就是上帝的。

中国人的逻辑是如果因为抗疫行动造成了我的损失，锅是政府的;但如果政府不作为，因为疫情造成了我的损失，锅还是政府的。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美国政府“物业公司”的定位，中国政府的定位更像是一个“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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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的区别是什么呢?物业公司更倾向于在既定规则中行事，将更多的选择权交给业主，以确保自己不背锅。族长则更倾向于从全族的实际利益出发去行事，必要时会代替族里的成员进行选择，当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风险。

这两个倾向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在平常时期，我们会更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权;但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能有个“族长”能站出来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这两种不同的国民共识决定了这两国政府的不同选择：一个尽量不去背这个锅，一个无论如何要背起这个锅。